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留学生
“中国留学生可被分为三类” 卡罗琳·哈维来自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，现就读于英国威尔士大学。她说自己和中国学生算是“同在一个屋檐下”——同住的学生公寓楼里有5个中国人，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一应俱全。“他们大都很友善，和其他国家学生没什么不同。一样爱笑爱闹，喜欢朋友聚会，噢，惟一不同就是他们都特别热衷做菜!”(你的外国朋友是不是也在尝过你做的菜后，边点头边说：“Good，Good”?)她笑道，“他们真的特别厉害，每顿饭要做好几盘菜，不像我，用一个盘子就解决了。” 在卡罗琳眼中，中国留学生也要细分成至少3类：愿意接受并尝试融入西方社会的;有些抵触但仍努力改变的;彻底将自己隔绝在一个小团体里的。她说，同住的中国学生中有些非常西化，听英国乐队，开寝室派对和外国学生交朋友。但有些就很封闭，从来不参加集体活动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卡罗琳认为这和他们出国前的经历有关：“比如那个很少和大家交流的男生，应该是第一次出国还不适应国外环境，加上语言障碍，就干脆把自己给封闭起来。” 说到适应新环境，她无奈地讲述了全楼最严重的“中印危机”：一个中国女生每次都会在冰箱和橱柜里囤积很多食物，导致其他楼友没地方存放食品。一个印度女生对此就特别有意见，经常抗议性地把中国女生的东西直接拿出来丢在外面。“这多幼稚啊，就像小孩子闹脾气。”卡罗琳叹了口气说道，“基本每次都是我去调停，感觉自己跟联合国中印关系大使似的。” “我不敢邀请中国学生” 艾柯·范·格罗宁根来自荷兰第二大城市乌特勒支，现就读于英国威尔士大学。奔放热情的性格让他的朋友成群，其中也不乏中国学生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学生普遍家教严格。他对某次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做客的经历，印象特别深刻：“他家真是一尘不染，进门脱了鞋还要整整齐齐地摆放好，我坐在客厅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都不敢大声说话了。” 家庭管教严格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课业勤奋。在艾柯看来，中国学生几乎就是“用功狂”的代名词。“我们班有两个中国女生，每次老师开出的长长一张书单，能认真看完的，大概全班也就只有她俩吧。”他感慨道，“不过，总分却还是我更高，因为她们从不参加课堂讨论，那也占分数的50%呢。”(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：中国学生不喜欢讨论不喜欢发言。你是否也曾经知道问题答案或有个不错的点子，但憋死也不举手说，当老师把目光转移到你身上时，你却或装痴呆状，或做羞涩状，等到老师把这个话题结束了，才后悔刚才没说两句露露脸儿。) 爱热闹的艾柯经常在自己或朋友家开办各种派对，其中免不了喝酒和整人逗趣的小游戏。但他一般不敢邀请中国学生，尤其中国女生，“我担心他们会不习惯我们的玩法。毕竟，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中国学生思想还是非常保守。”艾柯曾尝试邀请一个在他看来言谈举止都相当西化的中国女孩，结果发现她整晚都很不自在：“或许传统观念已经深深植根在他们脑中了吧。这并不是一个好坏价值判断的问题，只是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了思想极端开放的人来说，他们让我觉得有些难以接近和不好相处。” “语言是他们的最大障碍” 萨科斯·欧哈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，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就读。她和3名中国留学生共租一个房子，遇到了一堆让她头疼的问题。 萨科斯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语言——中国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实在让她没办法很好和他们沟通，也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。“当我被告知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时，我简直太吃惊了。”萨科斯说，“因为他们的口语能力完全不能正常对话，更别说讨论问题了。” 就是因为语言障碍，她和同住的一个中国男生特别不和。“我负责电费水费等各种账单，和采购基本公用物品比如卫生纸和清洁剂。但那个男生，无论我跟他说多少遍，就是不肯出凑份子的钱。他说他会用自己的卫生纸，真是把我给气炸了!”但她后来发现，其实并不是那个男生蛮不讲理，而是他根本就没明白她的意思，经过另外几个中国学生转述，这个男生才了解了状况，补上了该交的钱。 “我们都是在一个陌生国家，都需要适应新环境，他们的语言有障碍会更困难些，这我都理解，但至少要努力。”萨科斯说，“就拿我的合租者来说，有两个女生一直在尝试和我交流，还给我带来中国绿茶，她们的语言进步就很快，比刚来时好多了。可那个男生，见面连招呼也不打，除了固定的两个中国同学之外，根本没有别的朋友，这样怎么可能有进步呢?”(刚出国门，语言障碍是每个留学生都不可避免的，别说你英语多牛，雅思多少，GRE多高的，一律歇菜。这个障碍不克服，想接着混很难的。) “他们特别爱热闹” 威廉·巴莱特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，现任职美国某投资公司，并曾在该公司成都分部工作过一年。他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主要是在大学期间，他当时已学习了3年汉语，并参与学校华人团体，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。威廉认为自己和中国学生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例如他的父母也特别重视学业，而不像多数美国家庭那样期望孩子成为NBA巨星。但在和中国学生一起组织活动的过程中，他仍发现了不少差异——“每当有意见分歧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大家摆上台面来公开辩论，而他们却总是希望台下解决，避免冲突。另一个让我很困扰的细节是，他们总临时改变计划，比如一个会议的时间地点，明明早就定好了，但都会突然变卦。” “他们丢失了探索和思辨能力” 塞缪尔·利波夫来自美国波士顿，毕业于哈佛大学，现攻读麻省理工大学生化系博士学位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中国通”：说一口略带京腔的流利汉语，参加各种中国学生组织的活动，并经由学校项目多次到过中国各地。从8年前刚迈进哈佛校门，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学生的亲密接触——合住的学生套间中有4个中国人，在那个年代可谓少见。“我特意选择和中国学生一起住。”塞缪尔·利波夫说，“因为当时我已学习了两年汉语，对中国也有很大兴趣。” 回忆起当时的合住经历，塞缪尔对室友间时常自发辩论国家大事的氛围印象深刻。“我的室友来自中国不同社会阶层，因此对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很不同。其中一个女生的父亲当时是北京部长级官员，而另一名男生的父亲则是中国一份刊物的负责人，他们经常激烈争论中国的一些重大事件。”塞缪尔对此种辩论颇为赞许，认为其争论非常深刻，即便有再大意见冲突也能理智探讨，互相尊重。 相较之下，他发觉现在的中国留学生正逐渐丢失这种思辨能力，“他们更实际，更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，对政治则比较漠然，更不会去深究”。塞缪尔认为这非常让人失望，“在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都是佼佼者，他们之中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。如果连他们都丢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，一个国家该怎样不断前进发展?”(越来越多人出国不是为了将来拯救中国政坛，把探索和思辨能力用在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也是不错的，但问题关键是探索和思辨能力，有多少人在意呢?)
